《中国经营报》201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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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就要迎来40周年的今年9月，中日关系因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而出现重大倒退。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共谋发展，由于领土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可能进入停滞或倒退阶段。在经济上的相互反制，有可能让还未开始建设的东亚经济合作体系更加遥远无期，东亚经济本身会步美国欧洲之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在外交手段无效，军事手段不会被中日两国首选的前提下，在经济上制裁日本便具有较大的现实性。日本也会在三个方面，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制裁的疼痛。

首先日企在家电、汽车市场上本来就处于劣势，而今后准备开拓的社会基础设施业务，将会步履维艰。

日企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其家电及汽车等机械产品曾在中国独占鳌头，但随着中国企业的兴起、欧美韩企业的进入，日企这些年已经不具备太多的产品优势，没有领土问题，日企也不可能在中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日企在进入21世纪以后，对其战略已经做了较大的调整。其开始在原材料、重要零部件、节能环保、水力火力发电、智能城市、大型产业机械、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大研发速度，取得了不少超越其他国家的重要进步。这些技术是新兴工业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必需的，也是日企开拓市场的杀手锏。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刚刚超过50%，今后的城市化进程将推进得更快，日企本来会有十分充足的商业机会的。

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关建设项目，主要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去策划、执行。没有好的政府之间的关系，日企在这方面想在中国拿到项目就会比较困难。不用对日本提出在经济上的具体反制措施，冷淡的中日政治关系，便让日本企业在无形中丢失了很多商业机会。

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如发电厂、智能城市等通常一做便要用几年到十几年。转型后的日企在近期内不能与中国在这个领域合作的话，将中日经贸关系往前推进的动力也会减少很多。在出现其他产业取代社会基础设施产业，成为引领经济的火车头之前，日企在中国寻找新的突破点将非常困难。

其次，随着日本民主党内阁愈发公开地强化其在外交及军事方面与中国对峙的态度，中国有可能像2010年处理撞船事件一样，提出明确的对日经济反制措施。这种措施在初期阶段，可能是观光企业取消访日计划、中断一部分与日本在经济上的往来，更进一步的则会在通关手续上对来自日本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禁止某些产品对日出口等，让中日贸易逐步进入衰退状态。不过这样的做法对中国自己的经济也会产生出较大的副作用。

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数字看，中日贸易额在2011年为3427亿美元（日本向中国出口1481亿美元，进口1945亿美元），日美贸易为1949亿美元（日本从美国进口661亿美元，出口1288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国，与中国贸易的不畅，将直接影响日本经济。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并非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的减退，对中国的影响要小于对日影响。两者相比，贸易摩擦给日本带来的不利更大。

另外，中日经济关系的停滞，必定让日本经济的失落期更长，摆脱失落也更加困难。最近这20年，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失落状态，人口的减少、老龄化的加深、技术革新的停滞等是失落的原因，而摆脱失落需要日本更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在欧美市场日益成熟的时候，很多日企把希望寄托在了新兴工业国，特别是中国这里。炒作领土问题，让日企不得不重新评价中国的市场地位，放缓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但结果让日本走出失落也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日本没有炒作领土纠纷，中日相安无事的话，本来中日可以构筑东亚繁荣，让东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交恶后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经济并无好处。一个原本好端端的中日经济关系，眼看着被钓鱼岛问题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