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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2012329

    看到政治家的不作为、无能与低效,但又无可奈何,是很多日本民众普遍的矛盾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又反过来影响了日本人的整体情绪。缺乏长远眼光和完备视角、逃离学习、越来越颓废,成为不少日本人批评的当下日本社会最大的问题

神户女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内田树,在2007年出版了专著《下流志向》一书,非常畅销,“下流”因此成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语之一。日文中的“下流”相当于中文的“不入流”,含有“低俗”、“无能”的意思,并没有“流氓”、“无耻”的含义。

按照日本人对“下流”的定义,反观“3.11”一年后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时,恐怕能够最贴切反映日本现状的便是这个词了。

这并不是因为日本缺少英雄故事。“3.11”前后,出现了诸如奋不顾身处理核电站事故的“福岛50义士”、勇敢营救中国研修生的宫城县水产公司老板佐藤允等等日本“雷锋”。

但是,在灾难过去一年之后,灾区的建筑垃圾处理量不足10%,已经编制好的18万亿日元的救灾预算,仅仅执行了二成,30万灾区民众依旧生活在临时搭建物中。曾经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日本人的执行能力,无处可寻。

“(学生)从学习中逃脱,(工人)从工作中逃脱,这是‘下流志向’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内田5年前在书中写道。而5年之后,除了上述的“下流”现象之外,政治家从国家责任中逃脱,正成为被日本人广泛诟病的日本政治的特点。不少地方的町长、村长在海啸中失踪,地方行政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政府在任何事项上都不能立即作出决定。

“下流”,已经从学校、工厂、企业,走向了政坛。

 

“3.11”内阁表现令日本人失望

2011年的3月11日,地震、海啸、核事故发生后,菅直人内阁是如何应对的?做出了何种指示?

如今除了个别官员的口述及少量的媒体报道外,已经找不到详细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3月11日,之后多次的内阁相关委员会的会议,也均无记录可查。

这在日本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日本是个特别重视记录的国家,不仅个人记日记非常普及,一般企业的会议也必然会留下详细记录。令人吃惊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日本内阁却未能把相关的会议、政治家的表态记录下来。

在核反应堆的外部厂房被炸飞的时候,东电公司曾准备让所有人员从核电站撤出,菅直人首相大怒,亲自赴东电总部斥责东电不负责任。“但是东电是不是说了要全部人员从发电厂撤出,菅直人是如何发出指令的,东电方面又是如何回答的,这些并没有一个详尽的记录。都是听第三方透露了某些情况,并没有录音录像,也没有文字记载。”日本一家大报负责东电事故调查的记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此后,民主党内阁开了无数次会议,但又未见把会议内容落实到核事故处理和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上。“开完会后,大家纷纷去处理各自的业务,既无需向相关会议报告处理结果,也没有会议记录明确具体负责人。”这位媒体记者说。

经济评论家山崎元对此评论说:“在核电事故的处理上,如果没有一份详尽的会议记录,很难对事故处理是否正确、谁为事故处理作出了贡献、谁又有何种问题、今后该如何吸取教训等作出判断。”

由此至少可以想象,在事故的处理上,民主党内阁曾是何等的慌乱。

 

“消费税”成为政治家的游戏

而一年之后,野田内阁的施政重点似乎已经不是抗震救灾,而是新的棘手的消费税问题。

日本国家累积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于国内的储蓄额,再发行新的国债已经没有人来接盘,要维持比国家收入高出一倍的财政支出,眼看已不太可能。民主党想到的办法是,提升消费税税率,从目前的5%,提升到8%,到2015年再增加到10%。

民主党内、国会内均对此议论纷纷,争议是否应该提升消费税税率。这个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消费税问题似乎成为了政治家在玩的一种游戏,支持反对二者择一,并未见他们在认真解决日本紧迫的财政问题。从不少政治家的发言中,可以揣摩出,他们在盘算的,其实是下次选举自己能否再度当选。

日本最大的商务新闻网站J_CAST总裁蜷川真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除了用提升消费税税率来应对危机,野田内阁能做的事有限。”

 

大中学生“学级崩溃”

看到政治家的不作为、无能与低效,但又无可奈何,是很多日本民众普遍的矛盾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又反过来影响了日本人的整体情绪。缺乏长远眼光和完备视角、逃离学习、越来越颓废,成为不少日本人批评的当下日本社会最大的问题。

看140个字写的推特,看朋友发来的短信,成为很多日本人与文字最长的接触。硕士博士生已经不愿意埋头去啃理论著作,中小学生则要尽量从读书学习中逃脱出来。谈到现在的日本教育,很多人纷纷摇头。

日本国内对高中生的调查显示,基本上60%的学生没有在家学习的习惯。记者参观了一所日本中学的上课情况,一个班里三十余人,只有围在老师讲课桌前的十几个人在听课,其他人则打盹的打盹,看漫画的看漫画,只要不随便在教室内走动,老师也并不点名批评。

下课后记者问学生:“为什么今天看到有人在参观,竟然也敢上课看漫画?”

“平时没有人听老师讲课,今天那几个人装模作样的听课,让我们看了都觉得恶心。”这个学生说。

日本称学生完全不听课的现象为“学级崩溃”,也是社会日益“下流”表现之一。

 

“小皇帝”比比皆是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日本人生育率的不断降低和社会的颓废情况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孩子患上了曾困扰中国人的“小皇帝”病。

本刊记者去日本朋友家做客,问到他家已经上了四年级的孩子为何不去上学时,孩子回答说:“我紧张。”因为“紧张”,这孩子已经数月未去上学了。

他还说:“班上有的同学放学后去补习学校学英语和数学,我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就不想学了,觉得比不过人家。”

那你为什么不也去补习呢?记者问道。“去补习学校,我怎么玩电子游戏?”他趴在地毯上,头抬也不抬看着PSP游戏机,理直气壮地说。

缺乏语言能力、不愿意与人交流、焦灼紧张,是众多日本中小学生的“通病”。

他们除了玩电子游戏、手机外,在家整天无所事事,不会用吸尘器,从不去厨房洗碗,更是从没有给父母端过一杯水。家庭中没有对孩子家务劳动方面的要求,学校里没有学生之间的竞争,教育质量开始大幅度下滑。

某大学英语教师中村告诉本刊记者,每年一开学,他总会给学生补习中学二年级水平的英语。因为日本大学毕业需要拿到文部科学省要求的英语学分,很多学生为了毕业,不得不临时抱佛脚,蒙混过关。

 

大学生纷纷“泥托”

更糟糕的是,就业形势似乎也不景气。

3月19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了一项关于就业的调查结果:去年大学毕业生中52%的人最终没有去工作,中专学校毕业生中超过一半、高中毕业生中2/3的人也没有工作。

这其中,很多人不是找不到工作,是工作不到3个月便辞职了。内阁府的调查指出:“2010年春大学及专科学校毕业后找到工作的人为56.9万,但其中19.9万人已经辞职。”如果加上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14万和6.7万未上完大学就退学的人,最终能从大学毕业并进入稳定工作的人不足入学人数的一半。

“泥托”(来源于英文Neet,即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未受教育、未就业、未受培训”)现象在日本越来越普遍。

上大学期间,主动放弃学业,追求“自由”的人,在日本随处可见。从大、中、小学中途退学,在日本社会已并不是新闻,去亲戚朋友家做客时常常聊起。太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学习,接着是放弃工作。

一家经营IT企业的老板,总是特别愿意招收研究生和大学生来实习,看到其中比较满意的,便会邀请他们毕业后来工作。“很多时候我都遭到拒绝,他们更愿意在毕业以后来打工,而不是成为正式职员。开始时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另攀高枝的意思,后来发现并不是,他们只是不愿意有一份正式工作。”这位老板对本刊记者说。

在日本企业内,把正式职员提升为部门负责人,也同样越来越“困难”。在一家通讯企业工作的原小姐对本刊记者说,当了“课长”责任太大,想请假休息都很困难。

“自由比成功更重要,这是‘泥托’族的主要想法。即便到了三四十岁,仍然如此。”那位IT企业老板觉得不可思议。

国家经济地位很可能也将“下流化”

让不少日本人更为担忧的是,目前对于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预测都不太乐观,各种版本的预测各不相同,但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国家经济地位很可能也将“下流化”。

从事经济报道的日本记者田村秀男做了一个计算,普通日本人的收入已经连续14年在降低---2007年普通家庭平均收入比1997年降低了13.4%,从金额上看是每月减少6.67万日元。如此下去,号称“1亿中产”的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下去,就是个问题。

努力了不是收入也在降低吗---这也成了“泥托族”放弃努力、自甘“下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本质上来说,“下流”是对日本过去的一种否定。自甘“下流”的思潮,让日本在社会层面反而稳定了起来。这里没有恶性群体事件,即使在美国人声势浩大地“占领华尔街”时,日本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只是走进大学校园,看到精心染发、手持动漫的大学生时,让人不免生出几分担忧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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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言

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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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1960年生于北京。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大学教师、翻译。1989—2003年在日本学习任教。曾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经济》杂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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