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2年3月初，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将要满一年的时候，东京电力公司受理的800件民事赔偿交涉中，仅有4件达成了协议。更多的交涉还在进行。
    在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富岗市，居民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距离机组20公里以外的地方。原驾校教师小野田长尚，今年已经69岁，小野田自20岁开始到富岗工作，亲自看到了核电站建设、发电给市财政带来的巨大效益。在富岗市，小野田有了自己的家、子孙，当然盖了不错的房子。在3月11日9级地震到来的时候，福岛县的地震相对小一些，但依旧让房子左右剧烈晃动了好几分钟，好在房子本身基本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但是核电事故，让小野田全家不得不离开富岗市。以至于后来政府准许他们回去取重要物品时，仅给了他比信封口袋大一点的透明塑料袋。看到自己的房子完好无缺，但在核电事故后已经不再能居住时，小野田悲愤不已。
    “这一年我的老母亲去世，我连葬礼都不能给老人家办。我自己也没有了住的地方。”小野田说。和东电交涉的赔偿事项，离达成协议还有不少要做的事。赔偿中每一项内容都要反复确认，东电方面是不愿意多陪一分钱的。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地延续着。
    东电有东电的难处。几十年的安全运营，让东电觉得每年上百亿日元的保险交起来实在没用，在几年前便停止上这个保险了，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核电事故。这让东电赔偿起来感到力不从心。
    尽管在事故发生后东电已经向银行借了2万亿日元，国家特别拨款3000亿日元，但民事事故的赔偿还没有正式开始，仅核事故的处理工作便让这2万多亿日元消失了。今后废炉（拆除反应堆）工作所需要的钱会更多。与国家签订的稳定供应电力的条约，让东电必须启动火力发电，以保证对东京地区的电力供应。这部分突来的费用，也压得东电喘不过气来。
    推进发展核电事业的四大根据（原料多、发电成本便宜、可以循环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随着福岛事故大白于天下，已经失去了说服力。核电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开始愈发受到人们的注目。
    可以说，福岛核电站在能源安全方面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矮了一点的防波堤
    事故往往因为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破绽而引发，而且一旦生成事故便一发不可收。
    日本的核电安全并不只是一个神话。在过去40余年里，每当爆出核电事故的新闻时，人们发现其实只是核电周边的一些设备出了问题，而在中心部分，如反应堆等等，从未显露出半点破绽来。重要地方有双重保护，关键部位更是三重严守，至少反应堆固若金汤。
    在3月11日地震到达后，福岛核电站立即停机，并未发生损伤。此时反应堆内的燃料棒需要循环水来冷却，如果不在水中冷却，就会与在炉中一样继续反应，不加以控制的话，便会发生炉心熔融（烧穿炉底）、核材料储藏池熔融现象。那将是特别严重的核事故。于是，向反应堆内供应冷却水比什么都重要。在核电站停止发电的时候，循环水的供应依旧要用电，外部电源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东电对此有着充分的准备。首先是每座反应堆的地下部分都备有两台柴油发电机。在停电的时候可以靠柴油发电机供电。
    但因为防波堤设计得比较矮，一切都泡了汤。
    从最近几十年的经验看，福岛附近的海啸高度为4米左右，东电的防波提在设计上能防5.7米以下的海啸。
    但是在3·11大地震之后到来的海啸为14米，不仅冲过了防波堤，而且让整个核电站浸泡在超出基准水位10米的海水中。当然淹没了柴油发电机，紧急情况下的供电设备完全丧失了。
    其实在道路已经被破坏，海啸到来的时候，存放在油库中的柴油罐不知卷到何方，就是柴油发电机能发电，在数小时内也会因为没有柴油而启动不了。
    因为防波堤未能挡住海啸，柴油发电机不能发电，反应堆内的循环水很快烧干，最惨重的炉心熔融事故发生了。
    “很多时候，并不是中枢部位出了问题，而是其周边的设备、装置有各自的弱点，于是整个系统便瘫痪了。我认为是边缘事故最终导致了整体的瘫痪。”日本评论家柳田邦男在总结福岛核事故的原因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产业对“廉价电”的需求
    能支付巨额建筑核电站的费用，日本国家真的缺少了一点建防波堤的经费吗？
    日本的经济增长不能没有能源上的支持，特别是电力能否做到廉价，直接关系着日本产业是否愿意在日本国内从事生产。产业界要求国家尽一切方式，提供最廉价的电力。发电企业也需要导入廉价的发电方式。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便酝酿引进核电。除去其他用意不说，发电成本便宜一直是日本推进核电的主要口实。
    日本首先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便选择了福岛。在海边建造的时候，当然考虑了海啸问题，但仅仅以近代日本有文字记录的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的数据为准，在这个范围内考虑安全对策。
    建造可以降低发电成本的核电站在成为国策后，如何保证核电站的安全便只是个手续问题，并不是日本国家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的审查非常宽松。”不少核电专家后来这样对日本媒体说。
    日本国家设立了第三方审查、监视机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原子力安全委员会”，但保安院及核电安全委员会一开始便和核电企业结合在了一起。笔者在东京电力公司采访时，总是看到保安院的官员与东电一起出来见记者，看不出来保安院对核电企业有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是国家及产业对降低电价的要求在先，然后才有了在防波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破绽。让边缘也固若金汤，这显然不可能。对廉价电的迫切需要，必然会导致边缘破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受监督的官产学三位一体
    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人去核电企业当了领导，有人在经济产业省做技术方面的监督官僚，还有一部分留校继续研究教学。在核电站大干快上的时代，最新的研究成果，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产业界，而国家能通过各种扶植政策，让成果立即投入到产业中去。日本的效率就体现在了这一点上。
    并不是日本仅有东京大学一家设立了核电方面的专业，其他学校也有相应的专科。比如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时候，菅直人时任首相，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物理专业，他自认为对核电十分了解。东京工业大学也有相关的系与专业。但并不是因为有东京大学以外的学校在教授核技术，日本的情况就能出现变化。
    从日本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官产学的严密合作。
    日本在内阁府内设有原子力委员会，该会设有23名专业委员，除了政治家是专业委员外，懂理论的专家专业委员的作用非常大。这种专家出任的专业委员由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及京都大学派遣。现在东京大学田中知教授（同时是日本原子力学会会长）、大阪大学山口彰教授、京都大学山名元教授在委员会中担任专家的任务。
    但就是这3名担任专业委员的专家，很凑巧的是在2005到2010年的5年中，共接受了核电企业、团体共1839万日元的捐款。相关的捐款与科研费不同，是不需要发票报销的。当然3位著名核电教授都对外说，他们没有在委员会的发言中，特别偏袒了企业。
    这种官产学关系在自民党时代结成了铁三角，并与媒体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福岛发生核事故后，日本媒体中除了《朝日新闻》开始逐步检讨核电功罪外，其他主流报纸基本上保持了几十年来对核电的支持态度。官产学之外，媒体的配合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