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3月8日

在日本议会的立法功能相对较弱、民众对国家政治越来越失望的时候，日本一些地方官员越发成为“政治明星”。这在舆那霸润副教授看来，也是地方自治中“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几年前在日本采访一位政治家结束后，进入到不做记录的聊天阶段时，这位政治家忽然说：“我们（日本）实际上是美国的第52个州。”看到访者有些困惑，他笑了笑说:“加拿大被戏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我们几乎是第52个。”

这句话是玩笑话。可看看日本社会，到处可见美国化、西洋化的生活行为方式，大量英语进入到日语中，日本的外交军事政策也追随和依靠美国，二战后尤其如此。

但2011年3月的大地震，似乎在改变着日本。酒桌饭局上和不少日本记者聊天时，会有许多人都提到，日本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影响。一位日本记者曾当着同僚的面说：“日本越来越‘中国化’了。”

这说法可能有些夸大，现在每次去日本，都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制造”：菜摊上在销售来自中国的蔬菜、超市中有数不清的产自中国的消费品，日本大概从未有过如此大量使用中国产品的时代。经济上的中日一体化，并不会因为日本在外交军事上的美国化而放慢脚步。

日本政界、商界和知识界越来越关注这么一个话题：日本是继续在外交军事上向美国靠近，还是在经济层面上加深与中国的关联？

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舆那霸润在2011年11月出版了《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一千年史》（文艺春秋出版社）一书，引起日本国内的关注。通过分析中日一千年的交往史，历史学家舆那霸润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终将选择“中国化”的道路。

社会组织形式相似的现象

对于舆那霸润的观点，有日本人并不认同，理由是近年来在日本外交、军事全面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时候，舆论中不断充斥着“厌华”情绪。

历史学者舆那霸润认为，“中国化”并不指现实生活中日本与中国的力量对比，而是“日本社会形式与中国社会愈发相似”这样一种现象。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存在特权贵族”，而日本只有到了近代才基本上让贵族绝灭，社会形式从此逐步接近中国。

近代的西方及日本，贵族是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既得利益集团。相比之下，中国社会自宋代以后，并不存在特权贵族。在组织形式上，没有一个利益集团可以和皇帝讨论利益分配问题，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挑选有能力的官僚。至于是不是贵族，是不是有资产，这在中国并不重要。

明治维新取消来了日本各个地方封建武士的领地，让武士成为国家公务员，城堡变成国家公共设施，开始向中国社会组织形式靠近。尽管日本从西方导入了议会制度，但始终没有出现西欧贵族那种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与国王（天皇）抗争的现象。不是通过议会的方式，而是用行政官僚的有效统治来治理国家，这也是宋朝以后中国社会的特点。

在他眼中，日本的“中国化”就是指这种社会形式上的趋同与接近。

“政治明星”崛起也被视为“中国化”表现

展读中国历史，会发现，地方官员的个人能力往往关联着地方兴衰。在日本议会的立法功能相对较弱、民众对国家政治越来越失望的时候，日本一些地方官员越发成为“政治明星”。这在舆那霸润看来，也是地方自治中“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走马灯一样变换的日本首相，最后几乎无人能博得长久人气。但到了日本地方，情况则大不相同。目前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等在日本都十分吸引眼球，更早一些还有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和鹿儿岛县阿久根市市长竹原信一等等。

田中康夫是小说家，有超出一般人的语言能力和号召力。桥下彻、竹原信一则是通过提出独到的政治主张，成为全国知名的地方官。

比如，桥下彻建议将大阪府与大阪市统合为大阪都，成为与东京都具有同样地位的政治行政单位。

在舆那霸副教授眼中，日本地方官员越来越个性、对地方政治有越来越大个人影响，这一点“和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三个阶段

舆那霸润进一步提出，正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会经过三个阶段走向“中国化”。

“小泉改革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通过小泉政府的改革，高工资而且不能解雇的日本劳动力，已经不再是资本的唯一选择，日本企业把生产据点搬到了国外，资本开始逃离日本。

同时，日本女性也在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离婚意味着没有人养活，但现在女性可以选择是否结婚。女性从家庭中“逃脱”，社会非婚率上升，出生率则在下降。

在他看来，“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则是地方的崛起。在这个阶段，削减国会议员人数、降低公务员收入，“清贫且清廉”的地方行政长官开始获取民众欢心。

“在东亚只有日本一直闭关自守，成为最不开放的东亚国家。”舆那霸润说。

他认为，当“日本财政崩溃，开始接受国外融资的时候，便进入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也许在第二阶段之前先期到达。”

舆那霸润觉得，“中国化”其实是日本的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在书的最后写道：“基督教在传教的时候，总是一手拿着圣经，另一手拿着刀与剑，而《论语》一直只靠文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