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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魏一平贾子建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03月18日12:48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ribendizhen/content-2/detail_2011_03/18/5232715_3.shtml

 中文里的“核”,用日文书写,其含义更为直接明了——“原子。”由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像是即将挣脱囚笼的猛兽,成为这次日本大地震中另一场陌生的危机。因为曾经的原子弹爆炸阴影,日本在大力发展核能的同时,也建立了世界上最严苛的核安全应急保障机制。但是,当超乎人类设计的自然灾难来临之时,危机走向仍未可知。

 大地震中的核电站

 3月11日傍晚,辗转联系到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张小淳的时候,她还处在惊恐中。电话不通,采访只能通过网络聊天进行,可对话框里快速蹦出来的文字已经不成句子:“海啸,轮船冲进民宅,房子在漂流,火车被冲走,大火,大火,气仙沼市,一片火海……”她眼睛盯着电视里的直播画面,打出来的文字几乎是无意识。余震仍旧不断,她说自己坐的椅子还在不停地摇晃……

 稍稍平静后,张小淳注意到了电视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19点3分(当地时间,下同),政府发布核能紧急事态宣言。”屏幕上,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日本首相菅直人与内阁大臣们正在紧张讨论。对核电站并无概念的张小淳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从日文网站上看到这个消息的陈言却下意识地紧张起来。“地震常见,海啸也在预想中,但核电站如果遭到破坏,必将是另一场更难应对的危机。”曾在日本做过多年记者的陈言告诉本刊记者,他对核电一直保持关注。

 其实,就在14点46分,地震发生的同时,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就成立了灾害对策本部。由于日本地震多发,专门负责监管核安全的保安院与地震监测台网相连。地震发生后不到1小时,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报告的情况,福岛第一核电站发布了第一条核能灾害通报。日本《核能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第10条要求,电力公司必须在第一时间向政府和公众报告下辖核电站的运行状况。

 只不过,大震刚发生,即便是靠近核电站的王玲,也还没有意识到另一场危机已经降临。“地震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大家还处在震惊中,电视上都是剧烈晃动的房屋、奔袭而来的海啸和熊熊燃烧的大火。”王玲向本刊记者回忆道。虽然日本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遇事要镇静忍耐,但内心也不免惶恐。“余震不断,会不会再来更大的海啸,谁都不知道。”她生活的磐城市,距离福岛第二核电站只有30多公里,公公婆婆就住在核电站所在的富冈町。地震过后,通信中断,一直联系不上。王玲嫁到日本15年了,在她的印象里,核电站是个遥远模糊的事物,政府一直在强调它的安全可靠,自然不会成为人们经验里的灾难来源。

 有媒体开始发布核电站遭损坏消息,但具体损坏到什么程度,仍不明朗。为避免民众恐慌,首相菅直人马上出来宣布“暂未发现核泄漏”。可是,接下来,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又有3条通告相继发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2号机组以及福岛第二核电站的1、2、4号机组均出现异常,核反应堆停止运行。截至18点45分,自动停止运行的机组达到11个,涉及东通、女川等4个核电站。

 摊开日本地图就会发现,其中3个核电站都位于以震中为圆心、半径300公里范围之内。尤其是仙台以南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第二核电站,两者相距不过30多公里,共有10个机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核电发展高峰期的集中之地。

 同样,在国内看到地震消息的国家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刘森林,起初也没有紧张。“核电站的抗震标准一般是保守设计,比通常的震级高出一到两个点,更何况震中距离核电站还有两三百公里,地震的强度会有所衰减。”他用通俗的比喻向本刊记者解释核电站的运行原理,“好比停车,熄火,拉手刹。反应堆停止运行后,会有一个持续的衰变,需要应急冷却系统来给它降温,防止堆心因高温融化造成核泄漏。”

 按照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提供的数据,来自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碰撞产生的地震波,从位于仙台市东130公里的海底出发,来到200多公里以外的福岛时,已经从最初的9级衰减到6级。震动使系统超出正常运行值,自动停堆在预料之中。预料之外的是,“车熄火了,手刹却失灵了”。

 采用二代技术的福岛核电站,在厂区供电中断后,会启用应急柴油发电机,供应冷却系统所需的电能。“核电站第一位考虑抗震,也做了防护海啸的措施。”曾经多次路过福岛核电站的陈言记得,紧邻大海的厂址高出海平面大概四五米,两条延伸到太平洋里的廊桥就像拥抱姿势的双臂,也可以阻挡海啸。“可谁能想到这次的海啸浪头超过10米啊!”站立起来的巨浪冲进了厂区,13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全部浸水,冷却系统无法启动,成为压倒核电站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据日本《核能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第15条,首相有权在核能危机时发布紧急事态,调动一切国家资源包括陆上自卫队来应对,同时,发布事态严重程度、涵盖区域及域内人口状况。果然,紧急事态宣布1小时47分钟之后,福岛县灾害对策本部发出了第一道避难指示,涉及福岛第一核电厂方圆2公里之内的1864人;半小时后,更为详尽的指示发出——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3公里内居民紧急疏散,3~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待在家中等待指示。

 地震、海啸之外,日本不得不开始面对另一场陌生而严峻的危机——原子危机。

 “核爆”惊魂

 这是地震后的第一个夜晚,张小淳一夜未睡,持续不断的余震甚至把她晃得头晕起来。滞留在东京商业区的人们会聚成一支庞大的“步行军”,那些穿着高跟鞋上班的女白领们,在运动鞋店和自行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王玲夫妇一直在尝试着联系核电站附近的父母,无奈,通信还没有恢复,音讯全无。从他们所在的磐城往北去核电站,只有一条沿海公路和一条老式铁路,但路轨已经在海啸袭击下扭曲变形,公路也因为在核电站的戒烟区域内封锁。仅仅是相隔30公里,他们也无法动身去寻人,只能在心里祈祷,“他们没有被房子压垮,没有被海啸带走,或许已经在政府安排下撤离了”。

 这一夜,在核能安全保安院坐镇指挥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池田。首相菅直人在跟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的时候,特意提到了核电站所面临的冷却难题,请求美军支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声明,密切关注日本核电站动态;相邻的中国也全面启动了核辐射监测机制。应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已经超出了一国之界。人们在计算出海啸到达本国的时间后,也开始密切关注风向和风速,以便计算一旦日本发生核泄漏,放射性物质何时会漂洋过海到达本国。

 3月12日,日本迎来了处置原子危机最为关键的一天。看上去形势不容乐观,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工作成效甚微,福岛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首次承认已经发生了核泄漏。5点22分,又一份灾害通报发出——福岛第二核电站1号反应堆冷却系统出现故障;10分钟后,2号反应堆冷却系统故障;5点44分,首相发布紧急指示,第一核电站居民撤离范围从半径3公里扩大到10公里;7点45分,首相再次发布紧急指示,第二核电站方圆3公里内民众紧急撤离,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29艘护卫舰和运输舰紧急驰援,准备从海上接应撤离民众,从东京派出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核泄漏专门部队——中央特殊武器防卫队开赴第一核电站。

 这一天,空中盘旋的直升机,用镜头对准了福岛县大熊町海滨的那6座方方正正的水泥盒子,它们是第一核电站的6座核反应堆,外面包裹的钢板和钢筋混凝土厚达1米多,是核电站防泄漏中的第三道屏障。

 这一天,本刊记者数次联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森林,作为核能安全领域的专家,他和他的团队也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变化。上午8点,东京电力公司透露,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反应堆水温已经升至120℃,并且还在继续上升;第一核电站大门附近的放射线量继续上升,上午9时10分已经达到正常水平的70倍以上。原子能安全保安员随即下令将情况最危急的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容器阀门打开,释放蒸汽,以降低不断上升的压力。刘森林当时给本刊记者的分析谨慎中不失乐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控制燃料棒的温度,看来堆芯冷却还在起作用,只是冷却不足,内部压力上升,为了防止爆炸,只能释放蒸汽,经过过滤之后所含放射性物质微乎其微。”

 刘森林给本刊记者的判断是:“局部泄漏有可能,但不会酿成切尔诺贝利式的惨剧。”据他介绍,福岛核电站所采用的二代技术,防护屏障主要有三道:第一道是燃料棒本身,能滞留98%以上的裂变产物,而且包裹燃料棒的锆合金包壳,极不容易破损;第二道,密闭的一回路只要保持压力边界完整,就可以控制放射性物质;第三道才是由钢板和水泥铸成的安全壳。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之所以发生毁灭性泄漏,就是因为没有坚固的安全壳,核泄漏冲破循环系统后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在刘森林看来,疏散民众也是一道安全屏障,是预防性的核安全应急,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灾难性的泄漏。王玲虽然不懂得这些专业的核知识,但以她在日本的生活经验,她还是信任日本政府的处置措施,“政府在处理安全问题的时候,极其谨慎与保守,总要以防万一”。撤离圈在不断扩大,但新闻上有关撤离的信息却少之又少。熟悉日本安全管理的复旦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核电站在建设之初,都必须做好完整的应急预案,方圆多少公里范围内的人,在撤离时去哪些地方、走什么样的路线都有详细规定,平常也会演练。”的确如此,这天午后,通过电信公司临时开通的应急信息平台171,王玲的丈夫收到了来自姐姐的消息,她们一家也住在福岛第二核电站附近,已经搭乘政府的大巴车撤离到邻近浪江町的小学体育馆里。

 冷却处置仍在瞬息万变。午后15点30分,正在释放蒸汽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突然发生爆炸,随后升起一团白色烟雾。浓烟散去后,刚才还完好无损的水泥厂房上半部分露出了钢筋构架,屋顶坍塌。当地媒体迅速打出了“原子爆”这样的黑体大字,气氛骤然紧张。

 这是大地震以来最为揪心的一刻。电视画面里反复播放着爆炸时的场景,在东京和福岛的几个采访对象几乎同时在网络对话框里打出了“爆炸”的字眼。辗转联系上一位正在上海出差的日本朋友木村,他目前在仙台东北大学任职,接通电话的时候,木村情绪低落地告诉本刊记者,他刚刚与远在日本山形县老家的妈妈通了地震后的第一个电话。“情况很糟糕,雪上加霜。”山形县位于福岛县与宫城县的西面,中间相隔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虽然地震的影响较小,但家人也开始担心起核泄漏的可能。木村用汉语吃力地说:“妈妈告诉我,但愿中间这座高山能够阻挡住放射的原子。”

 爆炸发生10分钟后,本刊记者接通刘森林副院长的电话,他猜测“可能是回路内填充的氢气发生了燃烧爆炸,如果还不能把燃烧棒的包壳温度将下来,后果将越来越糟糕”。信息不明朗,到底是氢气爆炸还是核爆炸?电话信号仍不稳定,有日本民众在网络上发帖,无奈中透露着焦虑:“我们是不是已经暴露在了核辐射之中?地震过后是海啸,海啸退后又有核爆,有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一天,日本首相菅直人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了福岛核电站上。早晨,他乘直升机从空中视察了核电站。17点多,首相到达福岛第二核电站戒严区域,并指示撤离范围从半径3公里扩大到10公里;18点25分,爆炸发生3个小时后,菅直人赶到第一核电站戒严区,并进一步扩大疏散范围,方圆20公里内的居民全部撤离,涉及人口近20万。

 在木村看来,这一天是此次大地震灾难中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日子。“地震与海啸都已退去,虽然还有警报,但对日本人来说都不太陌生。核电站出现这样大的危机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核电站遍布日本的整个海岸沿线,一旦发生大爆炸引起泄露,人们躲无可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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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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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1960年生于北京。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大学教师、翻译。1989—2003年在日本学习任教。曾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经济》杂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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