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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4月7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4-05/154022239800.shtml

笔者数年前去福岛县双叶町采访的时候,未到村口,远远就看到了村口的横匾:“核电之乡求发展,幸福繁荣展未来”。往日的喧嚣和骄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中国北方一些渐渐富裕起来的村子,会在村口立一个牌坊,在上面写上村名。日本没有这个传统,只有个别富到流油的地方,才会立一个像是牌坊的横匾。

 笔者数年前去福岛县双叶町采访的时候,未到村口,远远就看到了村口的横匾:“核电之乡求发展,幸福繁荣展未来”。一个平凡的小村子,由于有了核电站,也变得骄傲起来。

 自从1967年东京电力公司开始在双叶町、大熊町建造核电站以后,这两个村子一直是日本核电站事业的最大“据点”。到了1975年,紧挨着这两个町的富冈町及双叶町建了东电第二核电站。沿太平洋一侧,10余座核反应堆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建设了起来。如果从海上看过来的话,方方正正的核电厂房一字排开,无论是建筑物本身,还是其身后高耸的送电塔,都让人肃然起敬。数千万东京首都圈居民的日常用电就靠这些核反应堆。

 不过,自从3月11日发生地震及核事故以来,这些村子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变。现在再走进双叶町,除了自卫队、消防队的汽车外,已经很少能看到民用汽车了,居民更是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往日的喧嚣和骄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烟消云散。核电站方圆30公里内的人全部被疏散,而且何时能回来,没有哪位官员能够说清楚。

 即便是30公里外的人,也不能放心生活。日本媒体不断在质疑政府的“30公里”,称“美国划出的是方圆80公里的疏散范围”,距离核电站230公里的东京也仍在“谈核色变”。

 一个技术绝对强大、经济非常稳定的国家,忽然因为一场事故导致了社会恐惧、进而出现“核难民”现象,这几乎超越了任何人对日本的可能想象。日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切,应该在让人唏嘘之余,给我们很多警示。

 核官员临阵脱逃,“核电奴隶”随时准备赴死

 追根溯源,核电站出了事故,到底会让周围多大范围的人被殃及,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3月12日,伴随菅直人首相在核电站现场办公的核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就突然不见了,直到23日前一直没有再在媒体前露面。

 这是一位能直接“奉劝”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命令企业必须做哪些工作的日本核电最高领导。十几天时间内,菅内阁开了无数的会,表了数不清的态,但未见专家委员会从专家的角度对核电事故的处理提出明确的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东京电力公司方面发出的核电专业新闻稿,又实在让人看不懂。每一句话似乎都说了什么,但连起来看又什么都没说,而事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

 本应在核电站常驻、监视整个核电站事故处理过程的经济产业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7名检查官,“从15日到22日之间已经撤离了核电站”。到22日保安院再次派两位检查官进驻核电站时,人们才知道,核安全官员临阵脱逃了。

 而当时负责抢救核电站的工人们,有时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吃的只有两个饭团,喝的是几口蔬菜汁。法国媒体称这些工人为“核电奴隶”,是一些随时准备死在一线的人。

 经济产业省的官员则是在几十公里外的福岛县政府大楼里指挥工作、发布信息,他们并不知道前线真实的问题在哪里。等这些信息再传回东京,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因此在事故中做出了很多前后矛盾的表态:

 “(核事故)不会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

 “需要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疏散。”

 “30公里内的居民应该离开。”

 “全凭自愿。”

 “政府能否给出一个准确、迅速的信息?”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后来对来视察的中央政府大员很不满意地说。

 “40年了,我们福岛县为了给东京供电尽心尽力,现在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故,国家该有个诚挚的态度。”佐藤知事在中央大员离开后对媒体说。

 相马市成为一座空城

 相马市位于核电站的北部,有7万人口。该市的一部分处于必须避难的20公里内,一部分则属于“在屋内躲避”的20~30公里范围,另外还有一部分在核电站30公里之外。

 “冷清,太冷清了。”市内一家服装店的老板,看着空荡荡的街道说。

 5万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剩下的2万人正在忍受着死一般的寂寞和冷清。装满汽油的运油车,开到市界就不再往里开了,因为再走一步就有核辐射危险。于是市里开始寻找有大货车驾照的官员和市民去界外“接车”,为加油站供油。

 街道完好,便利店正常营业,但已经没什么可卖的货了。物流公司已经按政府说的,把相马市划入“受核辐射危险城市”,公司已不能命令员工必须把货物送到这些地方,职员随时可以因为“核辐射危险”而拒绝。

 “我现在外出购物要开车40至50公里,天天吃自己种的大米,再有就是香肠、罐头了,”65岁的农民铃木浩说。他已经开始考虑出门逃难,因为留守的生活实在太难受了。当然铃木也种了一些蔬菜,但政府已经劝告农民不要食用,更不要收割后销售了。

 “政府干脆说30公里以内的人都必须避难就好了。”相马市长樱井胜延说。现在的情况是,呆在这里没有吃的、没有汽油,下决心疏散又于心不忍。很多农民跟自己的奶牛相依为命,人走了,那些牲畜总不能也跟着人疏散吧。

 地震让相马市的沿海一带化为平地,街面上已经看不到房子,只有到处散落的木板表明这里曾经有过密集的住房。已经失去了主人的宠物狗,在大街上游荡,往日高高竖起的尾巴,现在紧紧地夹在两腿中间。偶尔过去一辆汽车,甚至连灰尘都没有掀起多少,就消失无踪了。

 靠近核电站的海岸区更是罕有人迹。在地震海啸过去三个星期以后,政府已经禁止人们再去寻找失踪者。“这里的尸体可能已经被核电站溢出的核能污染了。”一位日本官员说。

 核辐射的严重性渐渐地从各种渠道传了出来,相马市也更加接近一座空城了。

 南相马市立综合医院院长金泽幸夫说:“我不能走,附近还有130多个患者,他们要来看病。”但是救护车已经停了,需要急救的人只能让自卫队开车送过来。

 “两三天还行,这日子要挨到什么时候呀?”还坚守在这里的一位市政府官员说。

 避核之路“蜀道难”

 但即便想逃离相马市这样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必须先通过核辐射检测。自家被划在20公里内的一位27岁的主妇,怀孕7个月了,让55岁的母亲为自己抱着两岁半的孩子,来到了政府检测站。先是母亲,接着是孩子,最后是自己,让全身被防护服包得严严实实的检查官用仪器检查了身上各部位。

 “没有受到辐射。”检查官说。

 “孩子应该不会有事吧?”主妇问。

 “应该没有问题。”检查官仍然很客气,但透过厚厚的口罩,声音已经变了不少。

 下一步是上路。自从政府下令20公里内的居民疏散后,公路上的汽车就多了起来。所有人一律戴上了大大的白口罩,不论是多么高级的轿车,在公路上都是以牛车一样的速度行驶。没有人焦躁地鸣笛,听不到任何声响,让人错觉车流已经停止。

 为上路需要准备一些食品,一些还在营业的超市实行了“限购”---规定每人每次只准许购买两升水、两包方便面、一个暖宝宝(一种打开后就能24小时供热的取暖用具)。一家人靠这点水和食品在路上走几天,显然远远不够。

 火车、飞机还在运营,但买票则需要排长队。在福岛县西边的千叶县,一位40岁的主妇想到自己的孩子才10个月,决定还是就近去自己在富山县的娘家避一避为好。

 从千叶去富山要乘飞机,但去机场乘坐轻轨估计已经很不方便,于是她改乘汽车。好不容易到了羽田机场,发现机场为了节电,把不用的灯都熄灭了,数十台自动售票机只有两台在工作。她排了一个小时队才到了售票机前。

 “前往山口县、大分县、宫崎县的飞机已经满员。”机场广播不时传出这样的消息。

 就这样,很多戴着大口罩、推着儿童车的母亲们,穿梭在机场和火车站。

 地震海啸让30万人无家可归,核电事故又导致至少20万人需要疏散,而且如果进一步恶化,还有十几万人需要避难。东京首都圈本来已经聚集了两三千万人,日本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容纳难民的地方了。

 日本的政治家仍在追究菅直人说的某句话是否有问题,媒体则在用大量数据揭示一些非常细小的技术问题,但与“核难民”的彷徨与苦难比起来,这些根本微不足道。后者,才是日本最深的伤痛所在。

 “无奈”---这是笔者从现在的日本人口中,听到的最多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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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言

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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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1960年生于北京。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大学教师、翻译。1989—2003年在日本学习任教。曾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经济》杂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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