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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

 

  还是在东京都中野区,年逾六十的由美子,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妇女。

  东电公司核电站出事后,电力明显不够用,市民开始尽可能节电。由美子把家中的荧光灯换成了节电的LED灯。LED灯的造型不能和普通白炽灯、荧光灯比,相对单调一些,也与灯罩等很不匹配。由美子家中天花板上的灯罩,差不多都被拿了下来,照明是没有问题的,但裸露的灯具与家中的摆设很不协调。

  “所有人都在节电。人走灯灭成了习惯,我们是尽可能省电,希望在8、9月用电高峰到来的时候,不至于停电。”由美子说。街上的霓虹灯很多过了21点就熄灯了,更多的在22点熄灭。很多店铺在大门上贴着:“本店参加了节电活动”,灯开得比平时少很多。东京5月已经相当的高温多雨,店铺并没有开空调,而是开着大门、窗户。穿西服打领带的人已经成为少数派,更多的人是短袖衫,休闲裤。

 

  由美子上身是一件深色暗纹布衫,穿一条非常休闲的棉布裤。从厨房端着日本茶,穿过大厅走到席地而坐的炕桌时,像风吹过来的一样。看不出是个已经六十出头的人。

  “地震来了,最怕的就是火灾。”由美子说。她住的虽然是水泥预制板建筑的新式住房,但看看周边,基本上都还是木质二层小楼。木房有个比较大的特点是抗震,但经不住火灾。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大火让二十多万市民遇难。

  “街道上所有人都参加过救火训练。我们家里有几个灭火器,街上也存放了不少。一旦发生火灾,在消防队到来之前,我们要先动手救火。”由美子对家中、街道上存放灭火器的地方了如指掌。

 

  “我家后身的小学有个游泳池,通常那里会灌满水。在发生火宅、地震的时候能够用这里的水救火。”由美子指指窗外的小学说。游泳池在日本发挥着多重作用,有了水情况就会好办很多。

  “供街道上老人、幼儿吃一天的干面包、矿泉水存在小学的仓库里。”由美子说的时候,好像并没有把自己归入老人的范畴中。年轻人24小时可以不喝水、不吃东西,但老年人、婴幼儿不行。24小时内肯定能有饮用水、有食品送来,日本市民对国家、对地方政府及民间组织的这些行政能力深信不疑。地震发生后,日本人遇事不慌不乱,社会秩序井然,和这种日常的训练、未雨绸缪的应急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

  问题是厕所。这次东日本的几个受灾县都是厕所不够用。“我们查了街道上的排污管道、排放雨水的排水井,和区政府商量后决定在发生地震,缺少厕所的时候,就直接打开排水井、排污井的井盖,将周围圈起来,将其改成临时厕所。”由美子说。东京临海,有无数的水路联通着大海,平时是不准许直接向海里排生活污水的,但到了非常时刻,有处理非常问题的方法。

 

  东京的有序,主要来自市民有信心处理突到的危机。“区政府会定期更换街道上的灭火器。”由美子强调了区政府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市民参加了应急训练,把应急体制做得非常完备。有了这样的社会安全体制,直接发生市民之间、市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也就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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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言

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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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1960年生于北京。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大学教师、翻译。1989—2003年在日本学习任教。曾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经济》杂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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